北大教授王锡锌谈健康码退出的深层逻辑与社会管理冲突
随着健康码逐渐退出公众视野，其背后的治理逻辑与常态化社会管理间的冲突成为了热议的话题。王锡锌教授对此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以下是关于这一话题的详细解读。
一、退出健康码的必要性逻辑链
随着疫情防控逐渐转向个人责任，健康码背后的治理逻辑逐渐显现其局限性。其权力基础已然动摇。在疫情初期，健康码作为风险管控的重要工具，其合法性基于紧急授权机制。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这一权力基础已不复存在。个人信息系统面临风险。健康码涉及身份信息、生物数据、轨迹记录等多个敏感维度，其留存和使用边界在常态化背景下存在过度收集的风险。健康码的退出反映了社会治理范式的转型。从疫情初期的技术赋权到平衡的技术赋能，体现了对数字治理权责重构的考量。
二、争议焦点对比
关于健康码的退出与保留，各方观点各异。支持退出方认为其属于应急工具，应随着应急状态解除而退出；同时强调数据留存与最小必要原则相悖。而保留改造方则主张系统开发成本高昂，应当转型复用；同时认为可以剥离敏感信息后转为医疗档案系统或用于应对未来公共卫生危机。行政权力技术化扩张的防范也是支持退出方的重要考量。这些观点反映出各方对于技术治理、个人权益和公共安全的深层次思考。
三、法律与技术的双重应对
在法律层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为数据销毁提供了法理依据。区块链技术的“可追溯不可篡改”特性被建议用于建立可控的数据销毁验证机制。从技术角度看，专家如钟南山等也指出技术退出与科学防疫的协同性至关重要。这一切都揭示了如何在公共安全与个人权利、技术效率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平衡的问题。这是后疫情时代数字治理面临的一大挑战。当前的健康码争议正是这一挑战的具体体现。虽然相关系统已按《数据安全法》完成阶段性处置，但未来的治理范式仍需深入和持续观察。
健康码退出的争议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反映出社会管理与数字治理的矛盾和冲突。这也为未来的数字治理发展提供了反思和改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