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商周及夏文化的探索
夏商周，是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三个王朝，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华夏民族告别了史前孩提时代，迎来了成丁礼，同时也代表了中国文化的里程碑。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一民族的久远记忆变得黯淡模糊，夏王朝与夏文化的存在甚至成为国人心中的一个疑问。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历史文献是我们的记忆之源。丰富的文献典籍，如《史记》等，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民族的自豪。关于早期王朝历史的文献掺杂着传说，经过数千年的口传手抄，甚至人为篡改，其真实性一直受到学者的质疑。特别是关于夏、商王朝的存在，从现代史学的角度看，都是值得怀疑的。尽管《史记》中关于夏、商、周三代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历史框架，但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距离夏、商时期已经千年有余，他所描绘的种种事件和历代王者的传承谱系是否可靠，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
20世纪初，随着现代治学方法的传入，疑古思潮兴起，对于古籍的真实性的探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既有对古籍的全面梳理和检讨，也有对古文献的存疑态度。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古学应运而生。通过考古学的努力，我们已经证实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安阳殷墟的发掘更是确立了殷商文明。由此，学者们开始积极探寻夏文化的踪迹，力图解决仅凭文献史学不能确证的夏王朝及夏商分界问题。
在探索过程中，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这座巨大、辉煌的都邑透出的浓重的“王气”，使得大家对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充满好奇。尽管大家都同意它已进入了文明时代，但对于这到底是谁留下的都城，仍众说纷纭。二里头青铜鼎和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进一步引发了对于夏文化的探索热潮。
尽管龙作为中华民族神圣的图腾在文献上有不少与夏人的记载，但仅凭这些仍无法确证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对于夏文化的探索，仍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挖掘历史资料，结合考古发现，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我们也要保持科学的态度，对于任何学术观点都要进行严谨的论证和验证，才能逐渐接近历史的真相。
对于夏商周及夏文化的探索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和历史资料的深入挖掘，我们有望逐渐揭开这一段历史的神秘面纱。夏之探索：迷雾重重的二里头遗址与远古文明的探索之旅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关于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的讨论就在学术界持续发酵。这座遗址的发现，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连绵不绝的涟漪。从徐旭生先生的初步探索，到邹衡教授的独立观点，再到如今学界的各种探讨，关于二里头遗址是否属于夏都的争议一直存在。
主流观点与共识，似乎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摇摆。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层层迷雾之中，每一种观点的背后都有其独特的逻辑和证据，而每一种证据又都能找到例外和反证。这些专家学者凭借深厚的学识和信念，提出自己的见解，但至今，我们仍无法确定哪一种观点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夏商分界的问题，就如同一个待解的谜题，困扰着无数的研究者。由于缺乏像甲骨文那样能够明确证明考古学文化主人身份的文字材料，二里头遗址的王朝归属问题依然是个谜。我们是否仍然困于传说之中，或是即将揭开历史的面纱？
在历史学界，关于时代定名的话语系统也为我们揭示了史前至原史时代的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的差异与融合。即便考古学发现层出不穷，我们仍然无法确定夏的存在，关键在于直接文字材料的缺失。
与此其他古文明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远古王系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挑战。苏美尔、埃及、玛雅等文明都有他们的历史困扰。口头传说的王系、宗谱以及对历史时间跨度的推测都可能存在纪年上的扭曲变形。
对于夏的存在，我们仍需持谨慎的态度。在没有发现夏当时文字材料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轻易断定夏是一个王朝的存在。但我们也不能否认，随着考古学的深入和科技的进步，我们或许有一天能够揭开夏的真实面纱。
历史的探索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二里头遗址只是这场旅程中的一站。我们要保持对历史的敬畏和尊重，同时也要保持对知识的渴望和探索的勇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迷雾重重的历史长河中，寻找到那一丝丝的光亮，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一世纪的玛雅早期纪念碑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这些文字记录了王室日历的起始点，追溯至公元前3114年。这一发现比已知的农业社群在这一地区的出现还要早一千年。玛雅纪念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赞美统治者和他们的家族血脉，一个以家族连续性及祖先崇拜为核心的贵族历史体系逐渐编织而成，背后蕴含了特定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背景。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是政治宣传的工具，统治者确实有明显的政治动机去塑造和操纵王系和宗谱。任何历史的叙述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当代社会的需求。中国的古代历史学家在创作王室宗谱时，同样会受到这种政治动机的影响。Henige所讨论的口传历史中的扭曲变形，在夏商年谱中也有所体现，它们似乎是传说、史实、口传历史和历史记载的交融混合。甲骨文和后世文献中提到的早期君主的名字，可能确实是经过若干世代口口相传的真实人物。
这些王系并非王朝历史的完整记录或确切的时间序列。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后的历史学家为夏商王朝安排的各种时间跨度，并不能等同于严格的历史编年。在利用这些文献进行考古学研究之前，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它们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
关于王朝归属是否是考古学的最重要课题，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回顾历史研究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文字的发现与解读才是使商史成为可信历史的关键。这一环节对于确认夏文化、夏王朝以及夏商分界也至关重要。
考古遗迹、后世追述性文献、并不绝对的测年数据，以及综合各种手段的研究，都无法彻底解决都邑的族属与王朝归属问题。过去的研究和讨论都仅限于推论和假说。二里头都邑王朝归属之谜的解开，仍有待于含有丰富历史信息的直接文字材料的发现和解读。
碳十四测年技术这一物理学的测定方法，为考古学的年代框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为缺乏直接文字材料的早期历史和史前时代的研究带来了“绝对年代”的概念。现有的研究仍表明，存在误差的测定值是否能满足精确度要求较高的夏商周时代的研究需求，仍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在考古学家努力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中，将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群与历史文献中的国族或王朝归属相对应的研究，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考古学家最擅长的是对历史文化发展的长程观察，他们擅长研究“物”，而不是对明确时间概念的个别事件的把握。即使暂时无法确定二里头属于夏还是商，也不会影响其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
考古学家应当扬长补短，专注于他们擅长的领域，回顾历史研究过程，明确问题的所在。对于王朝更替这类事件，虽然重要，但并不是考古学家最擅长的领域。我们应该更关注考古学家在揭示历史文化发展方面的贡献，而不是过度关注王朝的归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