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法治思想及其深远影响
我们通常将法治与现代的法律思想相融合，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存在微妙的差异。商鞅所倡导的“法治”，并非出于对社会公平的考虑，而是为了政治目的而设立的一系列具有功利性的规则。
商鞅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其基础是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他认为，人天生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追求名利是人们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商鞅坚信，法律制度的设立必须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以确保人们的行为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
在此背景下，商鞅提出了赏罚分明的理念。他认为，君主通过法律确立的赏罚必须直接与臣民的利益挂钩，以此规范民众的行为。这一思想体现在商鞅的实际法律制定中，他强调通过重刑来树立法律的威严，确保法律的执行力度。他也通过诚信的奖赏来赢得民众的支持和信任。
商鞅的法律制度是建立在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之上的。他通过法律规定，使得民众追求个人利益的也实现了国家富强的目标。这种融合使得人们在法律的允许下追求致富，将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目标相一致。
商鞅的法律观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他忽略了人的自主能动性，将人视为追求利益的机器。完全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制定法律，忽略了个人利益和价值，导致了人们的政治信仰的丧失。
关于商鞅的“法制”与道德的关系，人们常常有所争议。商鞅的法制被评价为反道德的，因为他对于道德的界定与儒家思想存在很大的差异。商鞅更注重社会的整体利益，而在战国时期的社会背景下，安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性远超过个人的道德追求。
商鞅并不否认道德的存在，但他认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法律对于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强盛更为重要。他指责仁义、诚信等道德规范为“六虱”，认为这些并不能实现国家的真正强盛。但这并不意味着商鞅是反道德的，他只是在对道德和法的理解和应用上与儒家有所不同。
商鞅主张以法律作为治理社会的工具，建立垂法而治的社会。他认为刑罚只是手段，重要的是达到的结果。他在法律之外建立了一套外部规范，以约束人们的行为。他主张对于轻罪也要用重刑进行惩罚，以确保法律的威严和效果。
商鞅的法治思想虽然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影响，但也存在局限性。他对人性的理解、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对法治社会的构建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考角度。我们也应认识到，任何思想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都有其局限性。商鞅，这位伟大的改革家，为了通过法律来规范社会功能，实施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措施。他深知，通过激励人们积极参与农业生产与战争，能够增强国家的实力和稳定。为此，他提出了“壹赏”政策，鼓励民众通过农战获得应有的薪酬。
商鞅坚信，国家的富强源于农战，因此他设定了单一的获利途径——农战，以此激发人们的热情和努力。这不仅是一种经济激励，更是一种思想的规范和束缚，可以称为“壹教”。通过这样的方式，商鞅有效地避免了各种不必要的纷争，以及其他价值体系的干扰，确保国家思想的统一。
在这个法制框架下，国家对臣民进行的法律教育成为他们能接触到的唯一思想。在这样的精神控制下，人们不再寻求其他方式获取利益，而是遵循国家的规定来寻找价值，这虽然抹杀了部分个性发展，但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壹刑”是商鞅的另一重要手段，制定统一的刑罚标准能够确保法律的公正和权威。这种刑罚规定不分贵贱，一律平等，是上述措施稳定施行的底线。
商鞅的规范社会理想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实现大治无为的状态，这时法制已成为一种内在的规范，人们已经习惯并熟悉遵守法律的过程。在这种情形下，法律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规范，人们进入一种能够自治的情形，君主和管理者也可以遵循规范而行。
商鞅的法制框架具有鲜明的特征。首先是立法的公正性，他认为法律要得到臣民的遵从，就必须立法为公，满足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他坚决反对徇私枉法，认为这样的法律无法得到真正的认可。
商鞅强调法律应该是平等的，不因惩罚对象的身份不同而有所差别。这种平等性不仅在当时得到了倡导，更真正得到了实行。法的平等性不仅树立了君主的权威，更保证了法令的顺利实施。法的公开性也是商鞅强调的重点，因为只有民众知晓法律，才能遵守并阻止一些官吏的徇私行为，确保大权集中在君主手中。
商鞅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和措施，成功地规范了社会功能，为国家的富强和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法制框架具有鲜明的特征，如立法的公正性、法律的平等性和公开性，这些特征使得他的法制框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可操作性。他的变革很快取得了成效，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