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朝的军队制度演变，向来引人深思。在明太祖朱元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辉煌之后，军队的规模和数量达到了空前的高峰。随着国家的发展，原本的卫所制度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导致明军的作战能力低下，无法应对明朝中后期的大规模战争压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朝君臣开始探索新的军队制度，最终推出了营伍制。
卫所制度的产生背景，源于明初国家生产力的不足和庞大的军事人口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明太祖朱元璋实施了屯田卫戍制度，即卫所制度。这一制度的本意是兵农合一，解决国家生产力不足的问题。这一制度的设计初衷虽然解决了部分问题，却也导致了明军作战能力的低下。
在卫所制度下，军士大部分时间用于屯田耕种，而非训练作战。虽然这一制度在明初达到了自给自足甚至盈余的目标，但大部分卫所军队的训练强度不足，老幼化严重，作战能力极为低下。随着国家生产力的恢复和生产人口的增多，卫所制度的存在逐渐失去了意义。改革卫所制度，提高明军的作战能力，已经刻不容缓。
卫所制度的改革并非一蹴而就。明朝的统治者们逐渐认识到卫所制度的弊端，开始尝试进行兵制改革。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设立了京营，培养了二十余万常备军，逐渐以职业兵替代卫所军队。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影响，这场改革被无限推迟。
随着战火的不断催生，营伍制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正统年间，明军京营损失殆尽，各地边防陷入危机。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明廷派遣御史前往内地募兵，弥补了军队数量的不足。到了嘉靖时代，卫所制度彻底边缘化，募兵成为了明军主力。
营伍制与卫所制度有着显著的不同。营伍制下的将官编制、兵力规模、士兵待遇等均与卫所制度不同。营伍制的实行，使得明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大幅提升，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东南地区的戚家军、俞家军等。这些职业兵以壮龄参军、以军功晋升，作战士气更为旺盛。
营伍制的改革并未能彻底改变明朝的军队制度。由于募兵制度的费用庞大，随着明朝中后期财政的崩溃，募兵费用节节攀升，这一制度最终未能持续下去。尽管如此，营伍制的存在依然使得明军在一段时间内得以与国内外反对势力展开作战，证明了其改革的必要性和意义。
明朝的军队制度改革历程充满了曲折与挑战。从卫所制度到营伍制度，再到后来的募兵制度，每一次改革都是为了提高明军的作战能力。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改革并未能彻底解决问题。尽管如此，明朝的军队制度改革仍然为后世的军事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随着小冰河期的来临，明朝陷入了连番的危机之中。农民起义如燎原之火般蔓延，蒙古部落的进攻也愈发猛烈，女真部落更是在东北区域兴风作浪，以掳掠、屠杀来削弱明朝在华北、东北地区的势力。为了应对这一连串的挑战，明廷不得不扩大军队规模，然而这也导致了“开流节源”的困境。
明朝的儒将谭纶曾对朝廷的困境深感忧虑。他痛陈：“中国之长技，无如火器。”他希望朝廷能练兵三万，其中三千人为鸟铳手作为冲锋力量，然而财政的窘迫使得这一愿望难以实现。在隆庆年间，每名士兵的年俸已经让户部和兵部望而却步。
到了后来，财政状况更是每况愈下，而士兵的哗变也愈发频繁。军饷不足直接影响了士兵的忠诚度和士气值。更为严重的是，在募兵制下，部队的归属问题日益凸显。明末的官兵私有化问题素来严重，部队大多归将领所有，军队的私人化趋势难以逆转。例如，南京京畿的江北四镇、荆襄等地，拥兵近百万，这些士卒都是为将官个人效命的部队，他们的归宿与将官紧密相连。
这些部队在战场上表现出色，但一旦将官遭遇不幸，部队往往随之溃散或者投降。如高杰被刺杀后，其部队逐步溃散分裂；刘泽清、刘良佐投降满清，其部队成为了清军的前锋；黄得功部则死战殉国。这些部队的忠诚对象并非朝廷，而是他们的将官。
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明朝军人生存的大环境有关，也与将官的个人权力膨胀密不可分。任何军事改革都必须考虑到社会的全面性问题。明朝军事改革的滞后性显而易见，一方面是在战事爆发时突然大规模扩军，未曾深思熟虑；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制度的落后无法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
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明朝农民的税赋虽然只是日本的二十分之一、英国的四十分之一，但百姓的负担依然沉重，国家财政赤字不断。社会急需一场全面的改革来打破束缚，仅仅进行军事改革是远远不够的。明朝必须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道路，从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改革，才能走出困境，重振国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