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关于种族纯洁性的讨论如火如荼，德国、奥地利、瑞士和比利时等国的教育当局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调查，旨在探究学生的发色、瞳孔颜色和肤色是否符合所谓的纯种雅利安人的特征。这一调查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普法战争期间，当时普鲁士军队对巴黎的破坏引发了关于种族身份的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的源头在于法国著名人类学家阿蒙德·海特法歇的观点，他认为普鲁士人的野蛮行径只有欧洲土著才能做出，因此他认为普鲁士人是欧洲东部土著后裔。这一观点在法国人类学界得到了一定的响应，但也遭到了德国方面的强烈反驳。德国人类学家坚决捍卫自己纯种雅利安人的身份和荣誉，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来驳斥法国人的种族污蔑。
在这场种族纯洁性的理论混战中，德国著名人类学家阿道夫·巴斯蒂安和鲁道夫·维尔乔等人提出了有力的证据来驳斥法国人的观点。他们提出，为了证明德国人的种族纯洁性，需要对士兵进行颅骨测量。虽然德军统帅部最初没有同意，但他们转而向德国的教育部门提出申请，最终得到了批准，并得到了奥地利、比利时和瑞士等国的教育部门的合作。这是因为这些国家也认为自己和德国人一样属于纯种雅利安人。维尔乔甚至前往芬兰进行类似的调查。
经过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维尔乔在1885年向普鲁士科学院通报了令人吃惊的调查结果。他发现德意志北部地区以及新兼并进来的易北河东部地区的人种完全符合“金发碧眼白皮肤”的雅利安人特征。而芬兰地区的调查也证明，那里的人起码都是金发。这说明德国本土的人种是纯粹的，受它影响的地区的人口也德意志化了。
这场关于谁是真正雅利安人的争论在欧洲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英国古典语言学者伊萨克·泰勒对此进行了评论，他提出纯种雅利安人可能在芬兰人和英国人之间找到。这场关于种族纯洁性的理论混战背后都隐藏着各国沙文主义的影子。如今，很多学者承认，“雅利安”的概念和人种并无关联，只是一个语言学概念。尽管如此，这场争论对于当时欧洲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映了当时欧洲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对于种族身份的焦虑。
维尔乔等人在二十年后都承认，所谓的“雅利安人”的单一种族并不存在，欧洲各族群的谱系远比单一来源要复杂多样。几十年后，这一已被抛弃的种族神话又被重新拾起，国家宣传机器将其炒作为纯粹的“金发碧眼白皮肤”的雅利安北欧人种。这种现象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现实：当一个国家的种族观念强烈时，国内不同阶级、阶层和地域之间的关系很容易受到类似偏见的影响。
以法国为例，一直存在着本土高卢人与外来法兰克人的区分。后者常被看作是纯粹的雅利安人，其头颅形状成为区分种族的重要标志。在法国的三个等级中，前两个等级被认为是法兰克人，而第三等级则主要由高卢人构成。法国著名的种族主义人类学家拉普热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权力从高贵者转移到低贱者手中的悲剧，这一过程与种族特征密切相关。
在英国，爱尔兰人长期受到英格兰人的歧视，这种偏见甚至被带到英国在北美的移民社会中。随着十九世纪城市化的进程，大量底层人口集中在贫民窟，为了限制人口繁殖，优生学应运而生。这一切的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种族观念和社会矛盾。
列昂·波里雅科夫的《雅利安神话》一书，通过对欧洲范围内种族观念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寻找单一祖先、以生理和外貌特征定义国族共同体的观念，其实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痼疾。作者身为俄国犹太人后裔，曾在意大利和法国生活，其视野开阔，理论深刻。在他看来，这种种族观念并不以某个特定理论和运动的成败而决定其存亡。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兹·本尼迪克特在《人类诸种族》一书中进一步探讨了种族与种族主义的问题。她指出，像日本这样的国家通过系统的教育和改造，以及数次的战争，成功地将国民塑造成为具有所谓“优秀品质”的群体。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品质是与生俱来的，或是基于所谓的血脉和种族。二战时期的日本人和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并无本质区别。
和任何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一样，种族主义也充满了逻辑上的矛盾，以及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冲突。尽管存在这些矛盾，但种族主义依然能够传播和接受，甚至成为某些国家政权的指导思想。这是因为人性中非理性的因素和出于利益的考虑让许多人接受这种破绽百出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本尼迪克特师承美国人类学家佛兰茨·波阿斯，她的学生玛格丽特·米德以对太平洋土著民族的研究而著称。虽然她在中国以《菊花与刀》一书知名，但她对种族主义的研究和普及工作要更早，影响也更深远。在二战期间，她写作了《种族科学与政治》，成为当时美国学界和公众了解种族主义问题的重要读物。她强调种族主义是现代迷信，为政治权力和集团利益服务。种族主义是一种认为某些族群被自然诅咒、处于遗传性的劣等地位，而另一些则拥有遗传性的优越地位的教条。这种观念主张通过灭绝某些种族来保证其他种族的纯洁性。
种族与种族主义的问题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社会话题，需要我们去深入了解、理性讨论，并努力消除其中的偏见和矛盾。破除种族主义神话的核心在于挑战其构建的种族外貌与内在品质之间的虚假联系。本尼迪克特深刻指出，种族主义言论背后的逻辑是建立在对种族差异的过度解读和错误评价之上。当一个分子以种族为分界来区分自己与他人时，他实际上是在借助种族主义话语赋予自己一种优越感。科学家应当对此进行批判，强调种族差异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优劣。
本尼迪克特的作品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他巧妙地收集了众多名人学者关于种族和种族主义的观点，以“看他们怎么说”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例如，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言论虽然出现在种族概念尚未诞生的时代，但其字里行间已经流露出一种野蛮与文明的本质化区分，这种观念与现代的种族主义观念有着微妙的联系。在欧洲古典时期，不列颠人的祖先也曾被视为低劣的奴隶，这种历史背景使得种族主义观念显得尤为讽刺。
对于种族主义的误解，很多人似乎认为它是历史的常态，与生俱来、无法改变。乔治·费里德克森作为研究种族主义的著名历史学家，他的《种族主义简史》为我们揭示了种族观念的演变。他强调，犹太人和非洲裔黑人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形象与近现代截然不同。将种族性的他者固化是基于近代历史的权力结构对宗教和文化对立的片面利用和扭曲。这种扭曲的观念导致了对犹太人和非洲黑人的歧视和排斥。反犹主义在欧洲的历史根源在于与的冲突，但即便在这种背景下，犹太人并未被完全本质化为他者。至于非洲黑人，早期的欧洲并没有证据表明对其存在基于肤色的歧视。黑色在多种文化中都有善恶的象征意义，教士和修女所穿的黑色袍服并未赋予它特殊的贬义。
费里德克森进一步指出，种族主义源于一种永久性和不可沟通的心态，这种心态将“他者”与“自我”之间的差别本质化，并为对族群和种族的他者行使强权提供借口。对于犹太人来说，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以及他们在金融商业和文化等领域的优势地位使他们成为一些民族主义者的目标。犹太知识分子的国际主义联系和意识形态倾向进一步增强了这种敌对性的看法。为了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排斥和压制这个“非我族类”，犹太人的种族性被故意放大和突出。
种族主义是一种现实的权力结构下的产物，它片面地利用和扭曲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将宗教和文化上的对立和差别放大为不可改变的特征。为了排斥、消灭或剥削某个群体，这些特征被故意放大。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和批判种族主义观念，强调真正的平等和尊重才是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种族主义的历史演变与深层解读
当今的反犹主义已不再是单纯的宗教冲突产物，而是逐渐演变成为了一种种族主义。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和俄国的排犹暴力，均未以宗教作为驱逐或迫害犹太人的名义。而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其行动并不基于教义，而是源于对犹太人的种族仇恨。
对于黑人而言，种族主义更是与奴隶贸易、奴隶制度紧密相连，为种族隔离和歧视提供辩护。这是现实的权力结构中的一部分，反映了某些群体试图维护其特权地位的诉求。美国的种族制度严格保护所谓白人的血统，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那些与黑人奴隶有后代的人，即使肤色已经很淡，仍被视作“有色人种”，其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在现存权力结构中享受特权的人群范围。
除了上述的种族主义表现，针对海外华人的种族主义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华人与犹太人和黑人一样，都是离散群体，具有显著的外貌特征和强烈的族群意识。对华人的种族主义并非在华人一开始海外移民时就存在，而是随着华人移民数量的增长和对所在国经济和社会的权力结构产生冲击后，华人的形象才被贬低和漫画化。
种族主义的历史发展顺序告诉我们，现实的权力关系和利益诉求先于观念和理论，而且观念理论可以根据权力结构进行修正。那种认为种族关系由生理和外貌特征决定的“常识”，既缺乏历史根据，又有回避是非之嫌。当某个特定种族或族群被提及时，一些人可能会基于对方的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而非社会性歧视来表明自己的反感。但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被厌恶和拒绝的群体获得了政治和文化权力的优势后，对他们的那种“自然”的厌恶就会逐渐消失和淡化。
费里德克森在其著作中强调了将群体之间的区别本质化是理解种族主义的最关键因素。过分强调任何因素都有将其本质化的危险。在一个已经难以用外貌特征来定义个人身份的后种族主义时代，具有“决定论性质的文化特殊性”可能实际上替代种族主义的功能。这里的“文化特殊性”不包括古典种族主义的生物学特征，而是指宗教、历史、语言和传统等文化因素。
如果一个群体的各种“文化特色”被自己或他人夸张到几乎是与生俱来和不可改变的，那么这实际上就把这个群体变成了异类。费里德克森提到的“文化种族主义”是一个值得当代读者深思的问题。尤其是他提到的可能面临的“本质化”危险，无论是“被本质化”还是“自我本质化”，都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和反思。
种族主义的演变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涉及权力、利益、观念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复杂问题。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其背后的机制，以便更好地应对和解决当前的种族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