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是什么样的时代？第一个浮出的意象，就是——那是一个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代。
那也是个非常残酷的时代。沈从文自传里有段文章题目就叫做〈辛亥革命的一课〉。沈从文生于一九○二年，住在湖南乡下，在一九一○年最混乱的时代，从他七、八岁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满地人头每一天在河边，都有很多围观者去看官兵抓人砍头。所以，沈从文从小的数字学习，是从数尸体学来的。
一九一二年，民国终于建立了，但非常不稳定。那个年头，不只是军事动荡，不只是政治动荡，其实更是改风易俗、价值翻转的时代；服装、缠足、包括发型、剪辫子这件事情，都是严重的大事。
讲到一九一一、一二年，就联想到革命、战争、动乱、割裂，仿佛没有任何其他的大事了。事实是这样的吗？譬如传染病，会因为革命而暂停爆发吗？
伍连德这个人
一九一一年在东北爆发的鼠疫，死亡人数六万，是一场大规模的疫战。当时，东北的铁路，东清铁路是俄国的，南满铁路是日本的，从奉天到北京的，才是华人的，连治理权都分开。
当有传染病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潮从火车来往上下，传染病也迅速蔓延扩张。革命在南方蔓延的时候，哈尔滨却在疫病下一天死一、两百人。大家以为这是跳蚤咬老鼠然后传人。在人人自危的氛围里，北京派了一个人赶赴东北处理紧急疫情，这个人叫伍连德，马来西亚出生、剑桥医学院的毕业生。他赶到哈尔滨，经过解剖和观察，断言这是一个飞沫空气传染的肺鼠疫，是人对人直接传染。它的严重度、传染速度，远超过人们，尤其是当时西方专家的认知。
伍连德动用了三千名士兵、警察、医师、护士，投入防疫。借用俄国铁路局一二○辆列车，做为隔离医院。我们在一百年后的非典（SARS）时也有经验，大家都要戴口罩。口罩怎么来的？伍连德在一九一一年时，认定肺鼠疫是飞沫传染，他严格要求所有人都戴厚口罩，当时就叫做「伍连德口罩」。一位法国专家不接受伍连德的判断，坚持不戴口罩进入疫区，没有几天就染病死亡，震惊了国际。
冰原上堆积了两千两百具尸体，装在成千的薄棺内。伍连德说服了清廷，做出一件空前的措施火化。他说服清廷「解剖」的医学必要，使得现代医学有了开始。也就是说，当武力革命在南方动荡的时候，伍连德在冰天雪地里默默开启了现代公共卫生的制度建立。
辛亥革命到高潮时，伍连德的工作是否停顿下来？没有。他计划向英国募款，组一个红十字会，由他率队到辛亥革命的武汉前线去为伤兵治疗。他说，不管是清军或革命军，他想为两边的士兵裹伤。
伍连德所做的事，基本上叫做不动如山。价值可以翻转，世界可以颠倒，革命可以燃烧，他却专心坚定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
詹天佑这个人
革命了，战争了，时代要换了，天要变了，很多原来的秩序都停摆了，但有些事情，不因革命或战争或改朝换代而停。詹天佑在一九○九年时完成了京张铁路，这是第一条中国人自己完成的铁路，途经八达岭，技术之艰难，当时也是举世惊诧的。
之后詹天佑又成为粤汉铁路的总工程师，或称为总理。粤汉铁路从一八九六年核准动工，到一九三六年才完成，经过了几乎半个世纪。
在一九一一年情势非常不好的时候，詹天佑曾在一封写给同事的信件中提及对时局的忧虑。「广州正处于愤激的形势中，我希望不会有严重的后果，可能会有巨大的悔恨。」我们可以想像，一个以一生投入推动国家基础建设的人，对于革命所可能带来的中断和破坏，会非常忧虑。
广州是革命的核心地，当战争要在广州爆发时，詹天佑人在广州。几乎所有管铁路系统的人都逃难去，列车停驶了，甚至开始发生抢劫。在这样一个不安的时代里，詹天佑怎么做？他把所有粤汉铁路的主管找来，告诉大家革命就要爆发了，所有要离开的人都来跟我登记，我可以让你们走，每个人都要先做好工作细节的移交。后来发生的情况是，当街头因革命而沸腾时，詹天佑手上的那段粤汉铁路工作，始终是照常运行的。
孙逸仙这个人
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七日，孙中山先生就到了广州，詹天佑以粤路公司经理的身分接待他。孙先生很快就担任了全国铁路总监，他提出要为中国建设二十万公里的铁路，后来变成了我们的《建国方略》。
《建国方略》提出的宏伟基础建设蓝图，包括要在十年内为中国修建十六万公里铁路，一六○万公里公路。这个梦想距离现实有多远呢？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全中国的铁路系统加起来不到两万公里。到今天，现在的中国，真正营运的铁路里程是八万多公里。公路就远远超过了孙所擘划的，有三六○万公里。
孙先生当时有一个澳洲顾问叫做端纳。端纳在一九一二年六月底时，见了孙先生之后对他很不满意，给一个很有名的澳洲记者摩里斯写了一封私人信，发了一堆牢骚「孙先生告诉我，他已经决定要尽自己毕生的精力发展铁路，他拿出一张六英呎见方的大地图铺在地上，从这张地图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狂妄极了，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不切实际，对于他目前开创的事业没有最基本的了解。」
这是端纳私下对孙中山的批评。端纳说，「这幅地图包括西藏、蒙古，以及中国西部最偏远的地区，孙中山煞费苦心地用笔在各省及周边地区的地图上画了许多条线，孙席地而坐向我介绍他的计划，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我想这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怎么会这么愚蠢，他真的疯了。问题不在于他画的地图，你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与资金，他画的每一条线，即使是更多的线都有可能建成，可是问题在于他竟然会以为外国资本家可以提供充足的资金给他，在五到十年内把这条铁路建成。」
端纳接着写，然后孙中山就问他，「你认为外国资本家，会为此而投资吗？」端纳回答，「那要看什么条件。」孙中山说，「喔，我们可以给他们四十年铁路的使用权，不过期满时他们要将铁路无偿还给我们，而且保证运行良好。」
这不就是我们现在普遍在做的BOT吗？
端纳说，「我就告诉孙，除非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否则即使在中国几个人口稠密的省份，修建最切合实际最有前途的铁路，恐怕也得不到外国的一分钱。」端纳说，「孙中山太幻想了，他幻想十年后中国满布的铁路，一条从云南拉到拉萨的铁路要花多少钱呢？除了到世界屋脊——就是拉萨，去做夏季的游玩，或者为达赖喇嘛逃跑时提供方便以外，这条铁路一点用都没有。」
端纳提供了那么一个活泼的孙中山的侧写轮廓。
一九一二，民国初始，孙中山对于政治的权力，可以放弃，对于建设中国的那个梦想，他紧紧地、紧紧地抓住，为之燃烧。当端纳用轻佻的口气说，「铁路从云南去建到拉萨干什么？」一百年后，回头来看，是的，还真的就是要让全球的人到世界的屋脊去做「夏季的游玩」！
梦想家＋行动家
孙中山是个大梦想家，可是他不是一个空的梦想家，因为他也是一个行动家。
有人说，民国建立，如果孙中山真正执政，他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执政者。也许。我想，大破的时候，需要的是目光远大、胸怀愿景、有气魄、有梦想的人。大立的时候，需要的是一步一脚印，忍辱负重，有谋略、有毅力的，能静水深流的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特质，我们怎么可能要求这两种特质存在于一个人身上？
提及伍连德，是因为「伍连德这个人」在国家政治、军事动荡到极度的时候，他专心只做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的公共卫生制度给建立起来。之所以讲到「詹天佑这个人」，是因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如此笃定不移地坚守铁路的基础建设。
在大破的时候，我们需要像孙中山这样的大梦想家，让你有一种气魄，敢于想像非常远的未来。在大立的时候，我们需要像詹天佑这种实践家坚毅执着。
在大破大立非常混沌不明、价值混乱的时候，可能要有像伍连德这样的人，他不管外面天翻地覆，一心一意完成最重大、最扎根、最长远的建设，以天崩地裂不变色的从容态度，一点一滴地做下去。
今天的台湾刚刚好距离一九一二年是一○一年，孙中山对于建立共和国的愿景，我们还在他的蓝图上往前走，台湾在意想不到的另一个空间，开展出自己的一条路来。
我们在政府体系里工作的人，可能有很多人，在大破和大立之间、价值混沌中觉得灰心，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碰到破和立之间幽晦不明的时候，只要我们清楚知道自己在做扎根的、长远的、有意义的事情，或许我们心中就可以有一种笃定和从容，即使外在的环境忽明忽暗，众声喧哗不已，心里可以自信对于时代、对于人民，有些基本的信念，是值得静静坚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