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一生可谓戎马倥偬，在频繁的战事之中，他依然不忘著书立说，留下了众多兵书和文章。当三国最终归于晋时，陈寿将诸葛亮的文字集成一册，名为《诸葛亮集》，亦称《诸葛氏集》。在《三国志》的本传中，明确记载了这个集子的目录，共包含二十四篇，总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其中，《便宜十六策》尤为突出，这是诸葛亮留存于世的部分佳作之一。
《便宜十六策》是诸葛亮关于治国治军的深刻论述，全文分为十六个部分，约六千字。每一个部分都详细阐述了治理国家的不同方面，涵盖了“治国”、“君臣”、“视听”、“纳言”等多个主题，因此被称为“十六策”。
在这十六策中，第八策名为“考黜”，篇幅虽不足四百字，却深刻论述了官吏的考核升降问题。文章的核心思想是“迁善黜恶”，即提升那些政绩卓越的官吏，同时贬斥表现不佳或作恶的官员。诸葛亮的论述涵盖了从边远小吏到平民百姓的考核对象，强调应该了解百姓所痛恨的五种官吏，称为“民之五害”，并对这五种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究竟何为“五害”官吏呢？他们假公济私，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他们过失大而处罚轻，法令不均，清白无辜的人遭到惩治；他们纵容罪恶的官吏，迫害揭发控告的人；他们利用郡守县令更换的机会，庇护亲信，故意刁难仇敌；他们追求功利，利用处理民间事务勒索钱财。这些恶官的行径在历史资料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回到汉代，郡县一级的官吏状况的历史资料已经湮灭，我们只能通过《三国演义》中的片段了解恶官的形象。如张飞鞭打的督邮便是其中之一。其实，历史上的督邮在汉时是个位轻权重的官员，几乎无所不管。陶潜在担任县令时因不愿向督邮行贿而发出感叹。而诸葛亮在《考黜》中对恶官吏的刻画，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诸葛亮所最容不得的“五害”官吏，是东汉末年世风日下、官场腐败的社会产物。自曹丕代汉到司马炎代魏的时期，是历史上三国鼎立的时代。在这一历史阶段，汉末到魏晋时期的社会风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固有信仰的逐渐破灭使得儒学走向衰颓。社会风俗变得虚伪不实，浮夸之风盛行。于是官吏、豪强横行；士人则相互吹捧、矫情矫行以求高名进身；百姓则生活困顿不堪。东汉王朝政治统治的严重腐败促使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
同时这些“五害”官吏的存在也是蜀国原有法令不全、吏治腐败的突出表现。在刘备入川前由刘焉父子统治的二十年间，为了树立威望而滥杀豪强导致局势混乱。其子刘璋更是无威无德、暗弱无能使得豪门大姓循情枉法、专权自恣。这些吏治的败坏正是诸葛亮最容不得的“五害”官吏的典型表现。关于基层官吏的整治与诸葛亮的考黜策略
诸葛亮所处的时代，基层官吏腐败严重，诸如因公为私、乘权作奸的行为，引发民众怨声载道。诸葛亮深知道整饬吏治的重要性，对“五害”官吏更是零容忍。他对吏治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法制层面，将其上升到政权稳固和国家兴亡的高度。为此，他制定了蜀国的法典《蜀科》，同时也提出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的训诫，旨在让官员保持警惕，廉洁奉公。
诸葛亮全面担负蜀国军政事务后，把握住了以法治国，整饬吏治的关键环节——考课。秦汉以来，已建立了官吏考课制度，包括德行和政绩两个方面。诸葛亮在《考黜》中强调，对于侵渔百姓、接受贿赂等行为的官员，必须严厉惩处。他的考黜思想，集中体现了其奖励选拔忠纯勤廉官吏、惩戒罢黜邪恶腐败官吏的主张。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战乱频繁，吏治败坏，不能按照制度正常实行考课。蜀汉政权中，官吏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现象相当普遍，“五害”现象非常突出。诸葛亮认为这是治人、治军、治国之大患，必须加以整治。他的考黜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提到邓演达，一位让蒋介石忌讳的人物，他在黄埔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望。作为内的左派，邓演达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选择了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找一条出路，形成了所谓的第三种势力。但这样的行为让蒋介石感到了威胁，因为邓演达对军界的熟悉程度以及在黄埔军人中的威望，都可能对他构成威胁。
邓演达利用自己的影响，组织起“黄埔革命同学会”，联络反蒋力量，进行军事策化。同学会的发展十分迅速，一度曾达到数千人之多，许多后来的黄埔名将都与这一组织有所联系。这无疑加剧了蒋介石的不安，但他却无法有效地应对这一威胁。邓演达的行为和影响力在当时确实给政权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和威胁。但他的事迹和立场至今仍值得人们思考和借鉴。尤其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其重视人才的选拔考核与奖惩分明的方法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并体现了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原则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邓演达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警觉，为此，他通知上海租界及警备司令部，悬赏巨额奖金，对邓演达展开侦察与缉捕。1931年8月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元坊被捕，并于同年11月29日被残忍枪杀，这一事件在社会和黄埔军人中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关于邓演达的死因，社会上议论纷纷，其中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便是谁是告密者。陈诚，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大将，位列“黄埔八大金刚”，是炙手可热的人物。陈诚的起点并不高，只是一个普通的上尉官佐，却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崛起，因此有人怀疑他与邓演达的死亡有关。
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陈诚对邓演达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之情。邓演达曾是陈诚的提拔者之一，陈诚对邓演达的革命理念也深表赞同。在邓演达遭遇困境时，陈诚甚至暗地里与其保持联系。从情感和理念上，陈诚都没有出卖邓演达的理由。
关于陈诚出卖邓演达的传说，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杨伯涛在《文史资料选辑》中的文章，邱行湘的《关于邓演达之死的问题》，以及黄维的《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等文献，都对此提出了质疑。这些文献指出，陈诚对邓演达一直抱有敬意，甚至在邓演达被捕后还曾试图保护他。
事实上，出卖邓演达的真正叛徒是陈敬斋，这一点在党内并无争议。农工中央党史研究委员会在1982年9月3日给黄维的函中明确了解开这个谜团。陈敬斋因对前途感到悲观，出于卖党求荣的念头，向蒋介石密告了邓演达的行踪。这一事件在解放后被党作为重要事情来处理，最终将陈敬斋捕获并审讯。
关于陈诚出卖邓演达的谣言不攻自破。我们应该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对待历史事件和人物，不盲目相信传言，更不应该以讹传讹。在繁华的上海英租界，邓演达的名字曾激起波澜。就在他出席地方干部训练班的那个特殊日子——同年8月17日，命运的转折悄然而至。彼时，邓演达正致力于地方事业，然而陈犯却在听课时假装身体不适，借故离席，悄悄与埋伏的伪警备部侦缉队取得联系。于是，邓演达及其十余人被包围并逮捕。陈犯甚至在事后前往南京，向蒋匪领取了奖金一万元。这桩公案，尽管震惊众人，但在扑朔迷离的真相之下似乎也有了相对清晰的线索。
随着岁月的流转，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邓演达年谱》。其作者丘挺坚守一种观点：将领陈诚伪装拥护邓演达的样子，背后却是间谍和告密者的角色。陈诚甚至利用邓演达对他的信任，获取情报并向蒋介石报告。每一次与邓演达的交谈都成为陈诚晋升的机会。更为震惊的是叶挺在游峨眉山途中透露的消息：“多方打听，获得可靠消息。”丘挺认为，尽管有人以邓、陈两人的私交甚密或其他人告密为由反驳这一观点，但这并不能排除陈诚直接向蒋介石出卖邓演达的可能性。丘挺还指出，要证实这一观点的确凿性，需要查阅蒋介石的日记。然而这一任务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关于邓演达被捕的谜团仍然众说纷纭。从文中描述看，似乎更偏向叶挺的观点。那么究竟真相如何？可能还需进一步研究和。正如文强所言：“轻易否定此说是不妥的。”而邓演达被捕事件依然充满迷雾和争议。也许随着新的证据的出现和历史研究的深入，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关于邓演达的命运以及他与陈诚之间的纠葛究竟如何？我们拭目以待。至于诸葛亮的“五害”官吏问题似乎与邓演达的遭遇并无直接关联。关于何为“五害”官吏的全貌还需关注其他相关资料和历史研究，才能得以揭晓。对于历史事件的研究和永无止境，让我们继续追寻历史的脚步，真相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