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际，世界格局风云变幻，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封锁使得香港的重要性愈加凸显。香港作为一个国际交流的窗口，不仅帮助我们突破了经济封锁，更在物资获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朝鲜战争期间，香港成为了海外爱国同胞向祖国大陆输送物资的重要通道。
在那段历史中，我们的决策者们展现出了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毛泽东提出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旨在通过维持香港的现状，换取英国对新生中国的承认，同时避免与西方阵营产生直接冲突。这一决策不仅智慧而且富有远见，正是因为这样的策略，英国成为了首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
香港的回归，有着坚实的法理基础。回顾历史，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明确规定了新界的租期为99年，这一期限至1997年6月30日结束。中国始终坚持不承认不平等条约的原则，但我们选择在条约到期时和平收回香港，这样的行动更具有法理性。
而军事威慑力为我们的谈判增添了后盾。邓小平先生曾明确表示，如果回归的过程中遇到阻碍，我们的部队会“直接开进去”。解放军的雄厚实力成为了谈判成功的关键保障。到了2000年，英国的一位军队上将在公开场合坦言，他们无法对抗解放军的实力。
在回归之前，中英两国之间展开了一场政治博弈。特别是撒切尔夫人曾在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前试图延续英国的殖民统治。中国方面坚持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的底线。
在这一背景下，“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应运而生。我们设立特别行政区，不仅实现了主权的回归，更保证了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基本法》的制定为这一过渡提供了法律保障。
这一历史进程充分展示了中国将民族尊严与现实利益相结合的智慧。最终，我们以和平的方式洗刷了百年屈辱。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标志着殖民时代的终结，也象征着新的开始。这段历史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