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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SCI崇拜”祛除“唯论文”痼疾

近日,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一件备受瞩目的大事。教育部与科技部联手,共同印发了一份名为《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文件,简称《意见》。这一文件的出台,旨在治理当前科研评价中SCI论文相关指标被片面、过度、扭曲使用的问题,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规范意见和措施。

这份《意见》的发布,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议。业内人士高度评价其意义,认为这将有助于推动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风气,优化学术生态。一些专家更是将破除“SCI崇拜”视为推进建立科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突破口,认为应以此次治理为契机,继续大力推进学术、科研成果评价制度的改革。

那么,何为“SCI至上”或“SCI崇拜”呢?简单说,就是将SCI论文的相关指标作为学术评价、职称评定、绩效考核、人才评价、学科评估、资源配置以及学校排名等方面的核心指标,甚至成为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工作的根本目标。SCI本是科学引文索引,被引入作为科研评价标准本就有其局限性。从文献索引系统直接转化为科研和学术评价标准显然是一种错位。

SCI在中国科研评价体系中的引入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一所国内大学率先将其引入作为科研评价的重要依据。此后,SCI逐渐被国内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吸收利用,逐渐发展成为主流的学术、科技评价方式。这一引入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科研水平的评价体系,而SCI以其量化指标为科研评价提供了便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SCI的引入无疑是一大进步,对于提升中国科研的国际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SCI作为科研评价标准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其先天缺陷、被扭曲甚至神话的现象受到了广泛的诟病。SCI偏重基础科学,对工程应用学科的覆盖不足,基础研究不同领域也存在冷热不均的问题。英文期刊占比过高,影响因子偏向性过强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引用率的准确性不能得到保证,甚至可能评出错误结果。这些问题都使得SCI作为科研和学术评价标准的合理性受到质疑。

更为严重的是,“SCI崇拜”已经导致一些科研人员将科学研究的目的从解决问题简化为发表SCI论文。科研评价成了数SCI论文,“唯论文”成为科研领域的大问题。这种情况不仅扭曲了科技创新的价值追求,也阻碍了学术界的健康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意见》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规范意见和措施。包括准确理解SCI论文及相关指标、深刻认识“SCI至上”的影响、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完善学术同行评价等。这些措施旨在引导科研人员回归学术初心,注重科研成果的实际价值和创新水平,避免过度追求SCI论文及相关指标。

《意见》的发布对于推动中国学术界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期待在未来,学术界能够摆脱“SCI崇拜”的束缚,回归学术初心,更加注重科研成果的实际价值和创新水平。李志民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SCI量化指标正在“绑架”学术共同体的认知模式,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滋长了学术不端现象。这甚至使得一些中国学者更倾向于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导致国内科技期刊,尤其是中文科技期刊的水平被“矮化”。

教育部科技司负责人对此表达了深深的忧虑。他们指出,“SCI崇拜”扭曲了科技创新的价值追求,使得学风变得浮夸浮躁,急功近利。这种现象不利于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不能满足新时代对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对建设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形成了阻碍。社会各方面对此现象反响强烈,呼吁打破论文“SCI至上”的观念,优化学术生态。

为了回应这些关切,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相关部门也积极开展了包括“清理唯论文”在内的专项行动。教育部联合科技部出台的新文件旨在进一步提升学术治理能力和水平,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价体系。

落实这些治理政策仍然任重道远。一位计算机专业的博士生表示,他期待新政策能针对计算机学科的特点实施。他认为,计算机学科的主要评价指标是会议论文大于期刊论文,而学界内中国计算机学会论文列表目录是很权威的。他呼吁,应该根据学科特点差异来选择评价标准,而不是一刀切地以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作为评价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第九条明确规定“不宜以发表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作为学生毕业和学位授予的限制性条件”,这一措辞为“不宜”,显示政策并非禁止性规定,而是考虑到不同学科和高校之间的差异,因地制宜地选择。《意见》更多地采用“负面清单”管理的方式,罗列了有关方面,其中包括改进学科和学校评估,审慎选用SCI论文数量等量化指标。

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这些措施无疑会取得很好的纠偏效果,使SCI论文回到应有的位置。但他也指出,除了“破”,还需要大力做好“立”的工作,即完善学术同行评价,建立有公信力的学术评价制度。这需要我们继续推进教育简政放权改革,在学术事务的管理与评价中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提升学术治理能力和水平,为建设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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