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故事充满了曲折与波折。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加上在康奈尔大学研究院的深入课程，他顺利达到了哥大的研究生学分要求。1916年，他在经过严格的哲学和哲学史的考试后，取得了“博士候选人”的资格，并开始着手撰写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这篇论文历经九个月的艰苦写作，全文约九万字，打印稿竟达243页，可谓鸿篇巨制。
1917年，当胡适走进哥大的考场，面对五位洋学者和一位懂汉文的汉学家主考时，尽管他叽哩咕噜报告了论文要旨后，遭到了七嘴八舌的提问和诘难，但他依然以坚定的信念和深厚的学识通过了考试。七年的留学生活结束后，胡适的博士学位却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在当时的国内，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使他名声大噪。他回到国内文化界和北京大学的讲坛上，以洋翰林的身份出现。他的博士论文经过扩充修改后出版，各种报章杂志上，“胡博士”的头衔满天飞。
三十多年后，胡适的博士学位竟然引发了一场质疑。哥图书馆馆长在为纪念母校二百周年而编订的《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中并未提及胡适的名字。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和复查，最终发现胡适的正式学位纪录是在1927年获得的博士学位，而非他最初获得的年份。这一发现虽然引起了一些波折，但并没有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
与此在民国时期众多的杰出女性中，郑毓秀以其众多的“第一”身份而特别引人注目。尽管她是如此杰出的女性，胡适对郑毓秀的印象却似乎并不佳。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及与郑毓秀相关的琐事和对其的评价。这些评价虽然反映了胡适对郑毓秀的不同看法，但并没有改变外界对胡适是真博士的认知。而郑毓秀作为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革命家和女权运动鼓吹者，依然以其独特的地位和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胡适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故事充满了曲折与波折。而郑毓秀作为民国时期的一位杰出女性，也以其众多的“第一”身份在历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尽管胡适对郑毓秀的评价有所保留，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这两位杰出人物的认知和赞誉。后来，她真的拿起铅笔写电稿，我才郑重其事地告诉她：“请别署上我的名字。”胡适在日记中无奈表示，这群女性太不珍惜颜面。此事件发生在胡适与郑毓秀相关人物交织的年份，其中，杨仲瑚因成为郑毓秀姐夫而跻身特区法院院长之列，胡适对此避而不交。在同年的日记里，胡适详细记录了他对杨仲瑚及与郑毓秀有关人士的避而不谈。对素来理性且以政通人和为理念的胡适来说，这一连串的事件显得颇为不寻常。
更有戏剧性的是，在1930年的一次日记中，胡适提及夏奇峰的到来。夏奇峰深知郑毓秀、王宠惠等人的故事，讲述得妙趣横生。胡适提到郑毓秀考博士时的情景，当时王宠惠等人都在现场捧场。但当法国人开始质疑郑毓秀的答辩时，她无力回答，只得以含糊其辞回应。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场的法国人都羞愧得离开现场。论文最终由王宠惠代为完成，并经由谢东发翻译成法语。胡适的日记中更爆料出一段更为引人入胜的插曲：郑毓秀的侄儿阿牛撞见她与魏道明相拥的情景，她愤怒地将其逐出家门。这个名叫阿牛的年轻人正是后来与电影明星李旦旦同赴欧洲度蜜月的男子。而李旦旦的是李霞卿，一位深受中西文化熏陶、个性活泼、思想开放的女性。
关于李霞卿的人生轨迹更是充满传奇色彩。她在电影界的成就令人瞩目，被誉为“天天向上的李旦旦”。正当人们对她的电影事业充满期待时，她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学习航空技术。她不仅在日内瓦学习飞行，还到美国深造，掌握了复杂的飞行技术，成为美国妇女航空协会会员。她的每一次飞行表演都引起了轰动效应。尤其是在抗战期间，她的飞行活动更是令人瞩目。关于郑毓秀在法国巴黎索邦大学考博士的情景，传记作者唐冬眉的描述生动展现了她的优雅气质和东方女性的风采。
在巴黎大学哥特式建筑的教室里，郑毓秀以地道的法语宣读论文概要时，她的装扮展现出了东方女性的优雅气质和风韵。她的着装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女性柔美的身躯，同时展现出她的智慧和内在美。尽管她在学术上的表现引人注目，但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却也充满戏剧性。胡适的日记揭示了郑毓秀生活中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这些细节使得人们对这位女性产生了更丰富的想象空间和理解角度。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郑毓秀的个人魅力，也揭示了那个时代的特殊背景和文化氛围。那一刻，紧张与激动交织在一起，气氛凝重而又热烈。当主考官全票通过郑毓秀的博士论文时，她向那些资深教授们深深地弯下腰，用真挚的谢意表达她内心的激动。随后，她冲出教室，奔向早已在外等待的魏道明，喜悦的喊声冲破宁静：“通过了，真的通过了！”这样的场景，在胡适的日记中也有所记载。但相比之下，传记中的描述似乎更为生动真实。
我不知道传记作者描绘的这些场景是源于郑女士的回忆录，还是作者自己的想象。与夏奇峰的描述相比，后者显然更加深刻地呈现了现场的紧张气氛和人物情感。夏奇峰提到，郑毓秀在面对主考官的提问时，无法作答，只能说：“从观点上看，可不是吗？（An point de vue chinoise, nest ce pas?）”这让在场的法国人都悄悄溜走，留下的人感到惭愧不已。
虽然这段描述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却生动逼真地再现了那时的场景。若非身临其境的人，是无法准确描绘出那种氛围的。这件事应该是有据可查的，胡适先生一向注重实证，对于没有证据的事情，他通常会一笑置之，不会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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