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不难看出，社会的矛盾激化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必然动力。尤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侵略、军阀割据以及土地兼并等矛盾的激化，使得革命高潮的到来成为历史的必然。对此，毛泽东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详细阐述了争夺势力范围、统治阶级内部的混战以及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对立等矛盾，并指出这些矛盾的发展将加速革命形势的成熟。
与此白色政权间的持续分裂与战争，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宝贵的生存空间。如井冈山等农村革命根据地，通过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工农武装割据”体系。这些根据地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客观条件的生动体现。
谈及战略可行性，波浪式的发展规律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核心。通过武装力量的梯次建设，配合土地革命和政权组织，农村革命根据地形成了独特的“波浪式推进”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它既避免了流动游击的局限性，又能有效地积累革命力量。群众动员的乘数效应也极大地推动了革命的进展。
在辩证认识论方面，对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革命力量的本质。我们不应仅从革命力量暂时弱小的现象出发，推导出悲观的结论，而应深入分析矛盾的本质，以预见其发展趋势。敌我力量的动态转化也是一个重要的观点。我们承认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但更强调通过根据地建设，将敌人的“全局优势”转化为“局部劣势”。
精神能动性是革命信念的支撑。在革命低潮期，提出“星星之火”的论断，背后是革命乐观主义与科学分析相结合的战略定力。这种信念成为坚持农村斗争的精神支柱。井冈山、赣南、闽西等根据地的成功实践，验证了这种论断的可行性。
这一论断的实质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矛盾深刻认知基础上的革命战略规划。通过农村根据地的建设，我们实现了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最终形成了“燎原”之势。这是一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一条关键路径。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展现了中国人的智慧与勇气，也为我们今天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